原标题：诸葛亮治蜀之前传：古代政府增加收入的经济密码到底是什么？

开始要讲丞相北伐了，在动笔前咱们可能需要做一些经济史方面的铺垫。

很多黑丞相的人总说蜀汉是如何压榨四川人民，但你有听说过一个被欺负的人反而要给压迫他的人造祠的嘛？

丞相治理益州是表现出极高的水平，在诸葛亮的治理下,蜀地出现了“田畴辟、仓裹器械利、蓄积饶”的繁荣景象。（还能说益州疲惫嘛？）

丞相的治国与治军水平，比战场上的奇谋计策还要强。

“治戎为长，奇谋为短，理民之干，优于将略。”

对于经济史怎么写，其实犹豫了很久，之前看历史书时，很少看到能将这块写的通俗易懂，大部分都是专业、艰涩的用词，读来食之无味。

也不能保证写的让大家满意，只能说尽力而为吧。

在开始讲丞相治蜀前先起篇引子。

如果穿越到古代，你当上了皇帝或者是执政者，这时候你想对外发动战争， 首先要考虑什么？

钱！

大军、马匹、粮草、后勤人员、运输的损耗、伤病员的抚恤等等都是一个天文数字，没钱的话，你根本支撑不了一场中小型的战争。

那怎么搞钱呢？

汉武帝给我们创造了很多点子和思路，比如这篇要讲的财产税

为了对匈奴发起大反击，武帝急需海量的钱。

而此时的汉朝经过文景之治后，商业兴起，耕农中有大部分人转而为工、虞、牧、圃、商贾，从事新生业之经营者，往往可得巨利，至武帝时贫富之现象更是悬殊。

在这个背景下，“算缗钱”出台了！

武帝规定

1、商人财产每二千钱须缴纳120钱作为财产税，换算成税率6%

2、如果是经营自己手工作品，每四千钱缴纳120钱，换算成税率3%

3、私人运输工具也征收财产税，普通人一部车缴纳120钱，商人缴纳240钱，五丈以上的船只每艘也须缴纳120钱（北部边境地区享税收优惠，暂不征收）

元狩四年（公元前119年）开始向商人及高利贷者征收“算缗钱”

元光六年（公元前129年），开始向有车船的商人征收“算商车”。

看上去政策挺不错(这里有个问题，算缗钱是不是每年要缴纳，如果一次性征收，这个税率尚可接受，每年缴纳，税负太重，相关资料没有查到，留个疑问吧）

1、可以缩小贫富差距，当然穷人还是穷，因为武帝拿到这笔钱不会去做基建，也不会补贴农民，而是要去打仗，但是某种程度的确拉近了贫富的差距。

2、征收财产税，可以防止人们囤积实物，大家都买房了，社会上流通的货币就少了，通过税收政策将这部分钱逼出来，可以刺激货币流通，避免通货紧缩。

但是大家想一下，执行起来有什么问题呢？

首先就是估值难。

收税的肯定倾向于往数值大的方向算，被征收的自然不认可，当时又没有一个统一的全国物价体系，这个物品值多少钱不就是征税官的一张嘴。

你说这东西就值两千钱，收税官非说是两万，你是不是要气晕？

双方一旦产生争执，当地的父母官能否公平公正处理，而不是偏袒征税官呢？

此外，既然是征税官决定财产的价值，那他会不会被收买，其中有没有舞弊、猫腻？

总之，实际情况是一系列操作下来，税率往往就变成了百分之几十。

这时候如果你是商人的话，你肯定不爽了，这不等同于没收了吗，如果你不想去走后门的话，那还有其他什么招数吗？

很简单，把东西藏起来，除非你来抄家，否则你怎么知道我家里有哪些宝贝？

注意，从这里开始，政策的负效应就开始出现了！

由于百姓们不堪其扰，开始大量的隐藏财富。

武帝一看，税怎么越收越少了，大怒。有人就来给皇帝排忧：如果有人不愿意自己估算家财，或者估算得不准确，就罚戍边一年，如果有人告发，就奖励告发人一半的应收税，这么做他们就都老实了。

武帝大喜：于是出台了一个非常令人叹服的政策：告缗[mín]令！

具体表现就是鼓励互相揭发别人财产，查出来谁家藏匿财产不上报就强制充公，然后政府和告密者对半分。

穷苦人的热情一下子就被激发出来了，地主家、富豪家有什么好东西，外面人不知道，但是里面干活的仆人清楚啊，民间很快就掀起了一股告密热潮，越来越多的人被抄家没产。

那被抄家的人肯定忍不下这口气，于是把矛头也指向其他有钱人。

于是在全民打土豪，吃大户的风气下，全国的小地主、小商人几乎全部破产，文景之治打下的良好经济生态被连根拔起！（注意是小地主，皇亲国戚可不受影响）。

武帝派遣御史和廷尉正、监等分批前往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地大县达数百顷，小县也有百余顷。

府库确实充盈了很多，但是整个社会的经济状况却令人担忧。

人们有钱就想着赶紧花出去，谁还敢添置房产、车辆。当辛苦赚的钱没有保障，哪还有动力好好生产呢？

但是当商人、地主家里都没有值钱的东西了，税又去哪里征收呢？

武帝似乎也发现了，这么干就是泽鱼而竭。

随后打了一个补丁，追加颁布了一道诏令，宣布只要缴纳一定量的粮食，便可以享受“免告缗权”。

随着购买“免告缗权”的人越来越多，告密人的兴致自然就渐渐下降了。

毕竟，监视、举报别人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、精力，好不容易拿到“证据”，去衙门告密，却发现人家有免责权，那自然没人再干这种买卖了。

告缗令也就逐渐变成了空头条文，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复盘整个征税过程，有几点教训

1、古代推行一项政策，可能出发点并不是太坏，但是执行途中往往就变了味，如果执法水平不高，没有良好的法治做保障，一项政策到后面往往就变成底层和上层的博弈和冲突，最后两败俱伤。（丞相与法正、刘巴、伊籍等人共同制定了《蜀科》作为蜀汉的官方法律大典，首先做到有法可依，然后开始厉行法治，最关键的就是这条，执法必严！丞相还制定了一系列详细的条例，作八务、七戒等皆有条章，以训励臣子，这不就是有法可依嘛）

2、每一个政策的出台，都需要经历很多轮的论证探讨，要搞前期试点等等一系列流程，政策可以缓出台，绝不可以急出来！(崇祯裁撤驿站人员，本想着节省开支，加大军费支出和后金对抗，实际效果呢？逼出了一个闯王李自成，大明朝最大的支出是什么：藩王，这个政策推出的意义其实并不大，更关键的是，裁撤这些基层人员后，有没有妥善的安排措施？什么都没有计划好，就急匆匆的让他们下岗，这不是激化了帝国的内部矛盾嘛？）

3、朝廷要增加收入除了加税还有其它办法嘛？

北宋的司马光和王安石曾有一场著名的辩论

安石曰：“常衮辞堂馔，时以为衮自知不能，当辞位不当辞禄。国用不足，非当世急务，所以不足者，以未得善理财者故也。”

光曰：“善理财者，不过头会箕敛尔。”

安石曰：“不然，善理财者，不加赋而国用足。”

光曰：“天下安有此理？天地所生财货百物，不在民，则在官，彼设法夺民，其害乃甚于加赋。此盖桑弘羊欺武帝之言，太史公书之以见其不明耳。”

司马光注重节流（对皇亲国戚这种体量的利益集团动手，节流效果可想而知），而王安石在于开源，但是，他的方法是通过农业税收以外的收入来增加国家财政收入，就是通过对私人商业活动的控制和管理来增加收入，也就是司马光批评的与民争利。

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？

其实丞相早就指出了经济密码：提高生产力才是王道！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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